溫州招商網訊：“你快回來！”這是2012年最深情的呼喚。
面臨經濟一路下行壓力，浙江對省外浙商高調喊話，希望游子歸鄉，紓解困局。
浙商回歸是個老話題，但回歸成為浙江省2012年“一號工程”，不禁令人刮目相看。708個億，是半年來省外浙商回饋家鄉的一份重禮，這是資本的理性回歸，還是鄉情召喚下的感性行動？
曾經秉持“無為而治”的浙江政府，以強勢姿態推動“一號工程”。這是一場不以招商之名進行的招商競爭，浙江正在做的，是不出浙江就實現在全國范圍招商的目的。
“浙江人經濟”正在更多地轉化為“浙江經濟”，浙江的GNP正在更多地轉化為浙江的GDP。不得不說，這是浙江紓解自身發展之困的一出妙招。
浙商回歸，對浙江、對長三角、對中西部、乃至對整個中國來說，到底會帶來什么樣的漣漪？
其對區域競爭格局的影響，目前雖不甚清晰，但可以預測的是，那些對此反應遲鈍的省份，會為優質發展要素的流失付出代價。
浙商回歸，大幕初啟；更多變化，已現端倪。
浙江為什么“急”
本刊記者 王運寶
回歸，已成為600萬全球浙商的流行語，同時也是浙江全省最強勁的政策主題詞。
2011年10月首屆全球浙商大會上，浙江喊出了一句情意拳拳的話：“你快回來！”從這個時間節點開始，早在2006年就出現在浙江省黨政文件中的“回歸”，上升為全浙江的“一號工程”。
浙江為什么在這個時候決策實施浙商回歸？從浙江發展態勢上能找到答案嗎？如果把觀察的視角放大到長三角乃至宏觀經濟趨勢，又會發現哪些深層次因素？
浙江“下行”
以2012年上半年來看，杭州的經濟總量和增速，雙雙被南京超過。而在此前的10多年里，杭州一直是力壓南京的。
“浙江一路爬坡過坎走到現在，如果過去爬的是15度、20度的緩坡，那么現在面對的就是70度、80度的陡坡。”浙江省長夏寶龍的概括，恰當地表述出浙江經濟面臨的局勢。但比爬坡更嚴峻的，是浙江經濟的下行壓力。
日前，2012年上半年地區經濟成績單都已公布，浙江經濟增速7.4%，再次低于全國水平，在省級排名中倒數第二。同時，浙江經濟的三個領頭羊——杭州、寧波、溫州的增速分別為7.5%、7.1%、5%，全都低于全國水平。其實，這早已不是“中國經濟優等生”浙江第一次面對經濟尷尬。如果把視野放長到最近的10年，會更有說服力。
本刊記者逐年梳理2002年以來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發現，2003年是浙江經濟發展的高點，2004年基本延續高增長態勢，但主要經濟指標開始出現不同程度的下行。此后雖然在2007年出現過一次上揚，但浙江經濟的核心指標，尤其是體現經濟競爭力的第二產業增加值、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和投資增速，都是一條下行的曲線。
以第二產業增加值為例，2003年增長16.6%，達到最高峰，然后一直震蕩下行，2008年跌破個位數，為9.4%，2009年繼續走低到6.8%。2011年與2012年上半年，仍然是延續個位數增長。
浙江作為中國經濟先發地區，工業發展是最大的支撐力，但10年來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這個核心指標上，浙江一直表現平平。只有2003年、2004年突破20%的增速，此后一直在低位徘徊，最低的2009年，增速只有6.2%。與全國的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對比發現，10年中有5年是低于全國水平的。
工業增加值下行，直接造成浙江的經濟增速和財政收入雙雙趨緩。放在全國經濟“第一方陣”浙江、廣東、江蘇、山東4省來看，“十一五”時期，浙江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幅為11.9%，分別比廣東、江蘇、山東低0.5、1.6、1.2個百分點。相比經濟總量處于第5位的河南，浙江的經濟增速還低了1個百分點。
不僅浙江全省經濟下行，作為中國市場經濟“樣板房”的溫州，也早已失去了往日風采，被媒體形容為“危城”。溫州產業發展“未熟先衰”，工業空心化讓溫州失去抗風險能力。溫州的兩個同省兄弟杭州、寧波，表現也不夠強勁。以最新的2012年上半年來看，杭州的經濟總量和增速，雙雙被南京超過。而在此前的10多年里，杭州一直是力壓南京的。同期，寧波也已落后于同等級別的深圳、青島和大連，更是低于同在長三角的蘇州和無錫。
浙江作為外向型經濟大省，外貿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特別明顯。10年中在2003年出現最高值，增長46.4%，此后一直處于增速減緩態勢，最低的2008年為-11%。到2012年上半年，浙江出口增速也僅為3.2%，低于全國增速4個百分點。2011年以來，浙江有超過一半的月份出口增速低于全國水平，表明浙江外貿的先發優勢正逐步消失。
外需銳減、內需趨緩，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就要發揮主力軍作用。但從2002年以來的蘇浙兩省主要經濟數據比較中清晰地看到，浙江投資更不給力。
長三角經濟傾斜
浙江為什么會在長三角經濟中出現傾斜？大家普遍認為，浙江民營經濟優勢弱化和江蘇有效投資拉動，是兩方面的主因。
由于同屬長三角核心，又是中國經濟的兩個標兵，浙江與江蘇的比較，總是在采訪中被提起。從10年來蘇浙兩省的經濟曲線上，更能說明深層次問題。
首先是蘇浙兩省經濟總量的變化態勢。2004年，江蘇的增速反超浙江，此后江蘇的變化非常平穩，都處在兩位數增長的區間上，沒有浙江那樣的起落。從總體趨勢來看，浙江10年的平均增速是12.09%，同期江蘇是13.29%，平均每年高出浙江1.2個百分點。雖然數字不大，但經過10年的持續累計，經濟總量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在江蘇增速反超浙江的2004年，蘇浙兩省總量差距是4269.4億元，浙江經濟總量占到江蘇的72.48%。到2011年時，擴大到16606.3億元，浙江經濟總量相對江蘇的比例，下降為65.88%。
其次，放在整個長三角來看，2002年，浙江占長三角滬蘇浙經濟總量的32.34%，江蘇占44.85%；進入“十一五”開局之年的2006年，浙江占32.94%，江蘇占45.37%；“十一五”規劃收官之年的2010年，浙江占長三角經濟總量下降為32%，江蘇則上升為47.12%。進入2011年，浙江還是占32%，江蘇則繼續保持上升，占到了48.7%。區域經濟競爭不進則退，蘇浙兩省一快一慢，長三角經濟出現傾斜。
其實，不僅經濟總量上浙江相比江蘇的差距一直在拉大，在體現經濟增長核心支撐力的第二產業增加值上，從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里，江蘇一直穩定地處在15%左右的增長曲線上，浙江的增速則全部落后于江蘇。
浙江為什么會在長三角經濟中出現傾斜？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采訪中，大家普遍認為，浙江民營經濟優勢弱化和江蘇有效投資拉動，是兩方面的主因。
先看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發達和民間投資活躍，一直是“資源小省”浙江最大的優勢。但今非昔比，“江蘇的民營經濟總量、民間投資總額、民營經濟上繳稅收等指標，已全面超過浙江。”在2012年1月30日召開的浙江民營經濟大會上，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說，“浙江民營經濟的先發優勢在弱化。在中國民營經濟500強榜單上，浙江的入圍企業數量持續下降，由2006年時的203家下降至2011年的144家。”這表明浙江的上榜企業數量大幅下降了30%。
再看江蘇的有效投資。2003年，江蘇固定資產投資反超浙江，這一年的差距是浙江僅比江蘇少了388.8億元。此后經過9年的連續反超，到2011年時，江蘇竟然比浙江多了12009.4億元，這個差距數是2003年的31倍。不僅與江蘇的差距越拉越大，相比同在中國經濟第一方陣的山東、廣東，浙江投資年均增長13.1%，分別低了7和4.4個百分點。
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核心指標是工業投資。根據國民經濟統計公報來看，從2002年到2005年，浙江連續超過江蘇。2006年時，江蘇才反超浙江，當年的差距是江蘇比浙江僅僅多了185.2億元。經過5年的持續發力，到2011年，江蘇的工業投資相比浙江多出了8561億元，是2006年差距數的46倍多。
同樣是在2011年，江蘇工業投資中的制造業投資，達到13081億元，與浙江省全部固定資產投資14290億元相比，僅僅少了1209億元。這就意味著江蘇僅僅在制造業上的投資，就相當于浙江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91.53%。蘇浙兩省的投資強度差距，清晰可見。
對于有效投資乏力的影響，夏寶龍在浙商創業創新會議上分析說：“工業投資直接影響即期經濟增長和長遠發展后勁，沒有一定的有效投資增幅，存量難調整，增量上不去，轉型升級、調整結構就會落空。”
那么，浙江缺錢嗎？浙江投資乏力的背后，是否隱藏著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結構性矛盾
浙江僅有1/3強的投資進入工業領域，而江蘇有超過一半的投資進入工業領域，工業投資中更有絕大部分是投入到制造業中。
7月26日，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與網友面對面時分析說：“溫州經濟總量下滑的直接原因還是投資不足的問題，由于前些年整個溫州的生產性投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入相對缺乏，導致后面的整個產出不足。”從數字角度來講，本世紀前10年，溫州的固定資產投資率只有33%，低于浙江全省10個百分點，低于全國20個百分點。“這樣一種長期的投資不足，帶來溫州的生產能力和轉型發展的能力欠缺。”陳德榮說。
溫州可以說是浙江10年來投資乏力的縮影。但浙江在投資總量上的差距越拉越大只是一個方面，在投資結構上的差距也是日益明顯。
以2011年的數據來看，浙江省工業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36.47%，而同年江蘇省工業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2.37%，江蘇省制造業投資更是占全部工業投資的95%。換句話說，浙江僅有1/3強的投資是進入工業領域的，而江蘇有超過一半的投資進入工業領域，工業投資中更有絕大部分是投入到制造業中。
但是，浙江省近2/3投資都到哪里去了？實際上，從2006年開始，浙商資本就持續投入房地產、股市、基金、高利貸、擔保公司等非實體經濟領域，以及到省外炒作資源賺取暴利。
這種投資方向，造成的一個直接后果是，“浙江投資一直處在低位運行狀態，不僅低于全國水平，也低于東部水平。”浙江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徐志宏說。統計數據顯示，在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里，浙江固定資產投資連續8年低于全國水平。其中，2008年下降到10.4%，直接影響到2009年浙江經濟增速跌破個位數。
由此，陳德榮認為：“加大固定資產投資的力度，特別是生產性投入、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投入，是溫州在整個‘十二五’乃至‘十三五’發展工作的重點。”溫州如此，浙江也是如此。但是，加大投資強度的錢從哪里來？
要回答這個問題，與江蘇的比較分析中，會看得更清楚。10年來，江蘇形成了“三個三分之一”的投資結構，即國企、民企、外資三分天下有其一。“浙江也曾學習江蘇，努力形成三個三分之一的投資結構。”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名譽院長呂福新告訴《決策》。
但實際上并沒有成功，一是國企投資總量不明顯。在全國各地紛紛與央企簽訂合作協議的高潮中，浙江沒有擠上頭班車，主要是浙江能提供給央企的騰挪空間有限，比如土地問題。二是浙江利用外資也不明顯。在實際利用外資總量上，江蘇在2002年突破100億美元，2003年上升為全國第一，而同年浙江僅有江蘇的34.68%，浙江直到2010年才達到江蘇2002年的水平。在2011年，浙江利用外資總量也僅占江蘇總量的36.3%，相比10年前的2002年，反而下降了7.1個百分點。
在這種投資來源結構下，呂福新分析說：“浙江引入外資和央企的實際效果沒有達到政府所期望的程度，浙江的增長靠什么？自然就是考慮浙江自身的優勢。浙商資本就是浙江最大的優勢，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政府的回歸政策是符合實際的，我認為是明智之舉”。
但資金問題只是一個方面，在其背后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人口結構。
有什么樣的產業結構，就會有什么樣的就業和人口結構。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2010年浙江常住人口5443萬人，其中省外流入人口1182萬，與2000年相比，省外流入813萬人，相當于流入了一個海南省(867萬人)，而江蘇十年只增加428萬人。“十五”期間，浙江年均凈流入22萬人左右，江蘇是29.5萬人；“十一五”時間，浙江年均凈流入79.8萬人，而江蘇只有6.1萬人。
大量低素質人進來的同時，帶著資本、技術的人——浙商離開浙江，這種人口“逆向”流動的格局，實際上已經直接影響到浙江的轉型。“浙江目前的產業結構，吸納了大量的低素質勞動力進入，不僅加劇了資源消耗，也帶來了大量的社會管理問題，增加了沉重的社會負擔，嚴重制約著浙江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夏寶龍在浙商創業創新會議上分析說。
因此，浙江決策吸引浙商回歸、人才回歸發展高端產業，推動產業結構優化，一是能吸引大量高素質人才和勞動力流入，另一方面是用產業門檻限制低素質勞動力流入。對此，夏寶龍認為：“通過這樣一增一減，來優化就業結構和人口結構，進而構筑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結構。”
由此可見，在區域競爭的壓力下，浙江呼喚浙商回歸，可以利用浙商手中的存量資金來增加有效投入，振興實體經濟，進而也能夠改變人口結構和社會結構。可以說，這是浙江發展升級的需求與浙商資本的投資訴求，在“回歸”上找到了最佳的契合點。
浙江，正用“另一個浙江”拯救浙江。2011年底，面對“70度、80度的陡坡”，浙江出臺《關于支持浙商創業創新、促進浙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將希望寄托于“另一個浙江”——750多萬省外、海外浙商，這些浙商去年投資規模超3萬億、創造財富超6萬億，是浙江GDP的數倍。
浙商回歸，此前浙江各地市悄然推行的舉措，也旋即上升為浙江“一號工程”。
對此，浙江省長夏寶龍在數次會議上要求浙江反思“四個夠不夠”：對浙商在浙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認識得夠不夠？對浙商成長發展的軌跡和規律研究得夠不夠？對浙商創業創新的實踐支持得夠不夠？對浙商的溫暖關愛給予得夠不夠？
今年5月，浙江省副省長、浙江省支持浙商創業創新促進浙江發展工作領導小組(以下簡稱“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王建滿亦在“首屆浙江商會會長培訓班”上稱：沒有浙商就沒有浙江的經濟，沒有浙商就沒有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沒有浙商甚至沒有浙江今天的地位。
浙江對浙商回歸的期望與倚重，可見一斑。
半年已過，哪些浙商在回歸？動力何在？“浙商回歸”又能否再造浙江？
誰在回歸？
“如果繼續下去，幾年以后，高科技型、資金密集型產業就可能都會回去，留在外面的就只剩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就像地瓜一樣，根在浙江，藤蔓在全國各地。”
7月底，領導小組發布信息稱，上半年，“浙商回歸”項目到位資金708.67億元，完成全年計劃的59%，比去年浙商回流資本增長了78%。“一號工程”的政策刺激效應明顯。
那么，半年來，哪些浙商在回歸呢？
就在領導小組發布信息數日前，四川省浙江商會秘書長劉良緒，率11位在川浙商赴溫州考察。
“在川浙商已經達到30多萬名，其中不少溫商做得相當大。今年來自家鄉的大手筆招商信息，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好幾名溫商提出回家看看，所以我們就馬上組個團先來考察。”劉良緒說。
最終，四川省浙江商會與溫州甌海區政府簽訂了旅游村開發項目，總投資約10億元。
這是浙商回歸最常見的模式——由在外浙江商會或企業聯合會聯絡、牽頭，組織浙商回歸。“商會一直被浙江視為非常重要的對外機構，是浙江與在外浙商聯系的感情‘臍帶’。”安徽省浙江商會會長何建國告訴《決策》。此次浙商回歸中，浙江將這一“臍帶”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在全國29家浙江商會內設立“浙江省浙商回歸和引進工作聯絡辦公室”，授權開展浙商回歸和引進工作，并承諾引進5個項目即予以獎勵。
各商會會長以及主力會員，于是成為此次浙商回歸的主力軍。同一般浙商相比，與浙江政界聯系密切的他們，更善于抓住政策調整中的機遇。
此外，另一大回歸主力軍則是“當年走出來創業的企業”。何建國告訴《決策》，這類浙商在浙江沒有企業，所以他們比當年從浙江本土走出去的浙商，有更強的回歸意愿。
如果進一步將回歸浙商按區域劃分，會發現其地域分布較廣，全國各地都有，但以北京、上海、安徽、江西、廣東等地居多。
北京、上海等沿海地區是浙江此次回歸引進的重點區域。尤其是上海，近半年來幾乎浙江每個地市都在上海召開了浙商回歸項目推介會。
同時，在經濟環境不佳、投資機會減少的情況下，這些區域的浙商也愿意回歸浙江，尋找機會。比如，上海市浙江商會就成立了“回鄉投資委員會”，提出實施“在滬浙商回歸發展5年千億投資計劃”，其中2012年計劃投資200億元以上。山東省浙江商會則組織現代聯合集團、中國南龍集團、華納集團等60多家在魯浙商企業回浙江考察。
而江西、安徽等地則是浙商省外轉移的主要地區。在安徽廣德縣，70%-80%的招商引資項目來自浙江。在江西，來自浙江的企業也占到江西招商引資的60%左右，部分縣市可能會高達90%。
如果將回歸浙商按產業劃分，當下回歸最多的是商業地產以及總部經濟。
僅在今年1月的浙江省民營經濟大會上，慈溪、安吉、衢州和臺州等地就分別簽約了寧波時尚奧特萊斯名品城、安吉中國食博園、衢州市西區中央商業區以及中央商務區西北角城市綜合體等一批商業地產項目。
“近年來浙江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但大部分地區城市化水平并不高。隨著浙江各地城市規劃調整，商業地產項目必然迎來機遇。”一位浙商商會會長稱。
同時，浙江也在謀劃的一系列的浙商總部，例如浙商總部大廈、浙商總部大酒店、浙商總部公寓、浙商總部會議中心、浙商總部科技城、浙商總部產業園、浙商總部研發中心、浙商總部家園等等。湖北省浙江商會會長何明東稱，爭取先把湖北省46萬浙商的總部、研發中心和金融中心“搬回到家鄉來”。
不過，“現在將整個產業回歸浙江的現象還沒有出現。”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名譽院長呂福新告訴《決策》。
但安徽省浙江商會會長何建國告訴《決策》：“浙商回歸工程如果繼續下去，幾年以后，高科技型、資金密集型產業就可能都會回去，留在外面的就只剩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就像地瓜一樣，根在浙江，藤蔓在全國各地。”
動力何在？
“現在如果有合適項目，中西部地區和浙江政策、條件相差無幾，那我肯定是選擇回去。所謂葉落歸根嘛。”
用蜂擁而至來形容浙商回歸態勢不為過。2011年，浙商回歸投資的到位資金僅180多億元，而今年上半年到位資金已達708.67億元，翻了數番。
這些浙商回歸的動力何在？
何建國講了一個故事。2011年春節期間，由浙江省經合辦副主任帶隊，專程從杭州到樂清慰問何建國的父母。受此禮遇的還有其他22位浙江商會會長的父母。在今年正月，浙江組織了6個慰問組，各由一名副廳級干部帶隊登門看望慰問。
“我們就心里感謝啊！你尊敬我們老父親，我們還不賣命嗎？”盡管半年已過，何建國談及此事仍然十分動容。他的企業總部雖然一直在溫州，但今年還是在溫州投資了其他項目。
情感牌，是浙江號召浙商回歸的重要手段。“孫悟空不能沒有花果山”，浙江一再將此理念向廣大浙商傳遞。但如果僅僅是情感因素，2011年之前的浙商回歸就不會不溫不火。
“企業以營利為目標，情結是一個方面，但賺錢也是一方面。在此前浙江召開的相關座談會上，我們提出，回歸必須要有政策，形成洼地，才能回歸。”何建國告訴《決策》。
為引導和扶持浙商回歸，浙江毫不吝惜政策資源。在浙商回歸上升為“一號工程”后，何建國等期待的政策隨之而來。在“若干意見”出臺后，浙江各部門相繼出臺細化政策，形成了“1+X”政策體系，其支持力度之大，令外界驚嘆。
以土地資源為例，土地要素資源的缺乏被公認為是浙江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當初眾多浙商選擇背井離鄉去外地打拼，就是因為相比中西部地區，在浙江投資創業面臨用地緊張、成本過高等問題。
此次，為吸引浙商回歸，浙江省國土資源廳下發《關于支持浙商創業創新用地保障的實施意見》，規定對浙商回歸重大項目給予一定的用地指標獎勵，對浙商創業創新目標責任制考核先進的市、縣(市、區)政府，給予適當用地指標獎勵。對于這一政策，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志宏表示：“這是浙江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此外，浙商回歸也占據“天時”之利。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大量浙江企業從國外市場轉向國內市場，開始大規模內遷，在2010年、2011年達到最高潮。但國內市場并沒有如當初預期的那么樂觀，再加上宏觀經濟變得復雜，浙商外遷趨勢減弱，回歸開始成為他們考慮的重點。“現在如果有合適項目，中西部地區和浙江政策相差無幾，那我肯定是選擇回去。所謂葉落歸根嘛。”一位浙商告訴《決策》。
在回歸“天時”中，更重要是浙江擁有的四大平臺。2011年以來，浙江謀劃和爭取國家戰略取得突破性進展——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義烏國際貿易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浙江舟山群島新區和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先后得到國務院批復。四大戰略平臺中僅海洋經濟領域，“十二五”時期就有六大類395個重大項目，總投資超過1萬億元。按照浙江省提出的發展規劃，以2010年的工業投資為基數，到2015年要達到8150億元，年均增長12%。這些就是浙商回歸的大舞臺。
能否再造浙江？
“過去30年，浙江經濟之所以跑在全國前列，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無為而治’。如今這種體制優勢已消失殆盡，政府應主動出招，為企業創造更優的發展環境。”
回歸的浙商重任在肩。
在2011年底，“若干意見”落實會議上，夏寶龍舉的東陽例子很誘人。
2009年以來，東陽市就把“回歸工程”作為“一號工程”來抓，到2011年底共簽約回歸項目182個，投資總額248.6億元；已落地項目105個(其中億元項目21個)，計劃總投資75.8億元。
夏寶龍總結稱，由于“回歸工程”的帶動，“2011年上半年該市12項主要經濟指標，地區生產總值、財政收入、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利用外資等8項指標增幅位居金華市第一。特別是大量的浙商回歸，提振了干部群眾的發展信心，激發了縣域經濟發展的活力。”
顯然，夏寶龍希望東陽是整個浙江的縮影。
從上半年來看，浙商回歸效益確實明顯。一個典型例子是，由于浙商回歸帶來的投資，今年上半年，浙江投資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值，扭轉了最近幾年來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局面。
不過，夏寶龍的希望不止于此。夏寶龍的希望是回歸浙商能發揮“五大作用”：一是在投資基礎設施等領域發揮更大作用；二是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制造業和金融服務業等產業領域發揮更大作用；三是為把浙江打造成浙商的總部、民營企業的總部發揮更大作用；四是引資引智促進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發揮更大作用；五是共建市場營銷網絡上發揮更大作用。
“五個作用”與“四個夠不夠”，是希望浙商回歸能推動浙江經濟轉型，繼而倒逼政府轉型。那么，回歸的浙商能擔當如此重任嗎？
“過去30年，浙江經濟之所以跑在全國前列，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無為而治’，在全國率先放松了對民營經濟的管制，放水養魚，靠體制優勢實現經濟快跑。如今這種體制優勢已消失殆盡，政府應主動出招，為企業創造更優的發展環境。”浙江省委副書記李強稱。浙江顯然想借浙商回歸的契機，積極作為，增強政府的企業家精神。
當下，浙江各地市正在開展“互看互促”活動，就是要在浙商回歸中，相互對標趕超。各地政府紛紛赴省外實地走訪浙商，累計走訪聯誼浙商12000余人次。海寧還將浙商回歸任務分解下去，將各部門任務完成情況不定期刊登在《海寧日報》上。過去不需要考慮招商引資的浙江，正在逐步學習中西部的招商策略。
由此可見，在倒逼政府轉型上，浙商回歸的效果已經開始顯現。
不過，在推動浙江經濟轉型上，浙商回歸的效果并不明顯。
盡管浙商回歸項目中不乏高端制造業等項目，例如海鹽縣上年半19個浙商回歸項目中，節能環保產業6項，核電關聯產業2項，裝備制造業1項，新興產業數量、投資額分別占47%和36%。但考慮到浙商介紹的項目也被納入浙商回歸項目中，由浙商直接回歸投資的高新工業項目并不會有這么多。
而且，浙商在擔當此任中，還有一個硬傷。“很多浙商頭腦中還是第一次創業時的經驗，沒有意識到當下環境與當初環境已經大不相同了。”浙江大學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馬良華向《決策》分析道，“浙商一次創業主要是在短缺經濟環境下進行的，那時需要的是有膽量、能吃苦、能融到資。現在浙商回歸創業創新，需要的則是好項目與高素質人才，優勢是高素質的創業者。”
“創業者本身素養，包括專業背景、投資意識、理念和風險等等，這些越來越重要了。”馬良華稱，“通過與很多浙商接觸，不客氣地說，他們缺少這方面的素養。”
顯然，浙商要再造浙江經濟，必須先再造自己。浙商回歸，任重，且道遠。
708億元，78%。這兩個看似毫無關聯的數字背后，很值得深究一番。
這是7月26日，“支持浙商創業創新促進浙江發展成果新聞發布會”上，媒體爭相報道的兩個數據。
708億元，是今年上半年浙商回歸工程引進資金的到位數，78%則是同比增幅。
這就意味著，短短半年時間，省外浙商把546個億的投資，轉移到浙江這個“籃子”里；這同時意味著，其他省份丟掉了這546億的增量投資。
浙商回歸，半年而已。這場典型的零和博弈，才剛剛開始。
“畝產理論”下的“蛋”
重錘擊鼓，“總部經濟”是此次浙商回歸工程的優先政策發力點，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將對京滬兩地的浙商發揮巨大的磁鐵效應。浙商總部回遷，會在一兩年內出現一波熱潮。
“浙江就這么一點地方，我們要以‘畝產’論英雄，看相同的土地上，哪家企業創造的產量最高。”1月30日，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在浙江民營經濟萬人大會上表述了這樣一個重要觀點。
以畝產論英雄，這是面臨轉型升級壓力，浙江最樸素的發展觀，也是全新的企業價值評價標準。以此作為邏輯起點，此番浙商回歸，浙江地方政府鐘情的回歸企業，一定是“高富帥”型的畝產英雄，而不是占地多、貢獻小的浙商“屌絲”。
6月中旬，《浙商》雜志發布2012年浙商全國500強榜單。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為浙商“高富帥”比個頭、排座次的榜單。
《決策》記者統計發現，浙商前一百強中有14家在省外，這其中包括人們耳熟能詳的北京建龍重工、上海復星、申通快遞、美特斯邦威等；浙商前500強則有73家在省外，從區域分布來看，北京19家、江西16家、重慶9家、江蘇5家、山東4家、廣東3家、湖南2家，安徽、河南、陜西、甘肅、云南等中西部省份只有1家。
可以說，這73家浙商500強，既是此番浙商回歸工程的“標的物”，也是浙商回歸行動的風向標。他們的一舉一動，牽動了諸多浙商的敏感神經。
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在浙商500強中排名第7。就在今年的4月24日，上海復星“掌門”郭廣昌透露，按照上海市浙江商會的規劃，在滬浙商將抱團在浙江投資10個百億以上的項目。
稍早前，復星集團就聯手阿里巴巴、富春控股、美特斯邦威集團、杉杉控股、新光控股、橫店集團東磁股份6家浙商企業，與浙江省東陽市政府簽署合作協議，共同打造位于東陽的中國木雕文化博覽城及中國木雕博物館。
據浙江省經合辦統計，這一預計總投資達110億元的項目，成為自去年首屆全球浙商大會后，浙商回歸的最大一筆投資。僅從這一筆110個億的投資樣本中，就可以洞悉此番浙商回歸的幾大特點。
第一，鄉情指引投資方向。郭廣昌，東陽人也，浙商500強的強勢回歸，原籍地肯定是他們投資回饋的首選之地。因此，浙江二三線城市的發展將借此迎來新的助推力。
第二，抱團回歸常態化。就《決策》記者掌握的浙商回歸投資動態，無論是發起成立小額貸款公司，還是合力撬動重大基礎設施項目，乃至投資總部經濟概念下的商業地產，這一輪的資本回歸都不是以小打小鬧的形式出現，資本扎堆抱團，浩蕩回歸，投資額度屢被刷新。
第三，土地容量決定投資強度。手中有地，才是吸引浙商回歸的必要條件。以東陽所在的金華市為例，金華加快低丘緩坡土地資源開發利用，其中金西開發區就憑此增加了1萬多畝可利用土地。除了金華，溫州、臺州利用沿海灘涂的資源優勢，圍繞圍墾造地做文章，嘉善縣騰退低效工業用地。這些土地騰挪功夫，都將使得這些地區成為浙商回歸的投資新高地。
那么，擁有73家浙商500強的省份，哪些又會成為資本流失的重點區域呢？
上海、北京，其高居不下的商務成本，會讓越來越多的浙商選擇將企業總部遷回浙江。1996年之后，浙商陸續遷都“北上廣”，僅上海一地就有寧波的雅戈爾、杉杉，溫州的正泰、均瑤等。
溫州一民營企業負責人表示，“當初就是看重上海的對外窗口作用，可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沒了訂單，這些優勢就不復存在了。”現在，一些企業回遷的欲望與當年“遷都”時一樣強烈。
重錘擊鼓，“總部經濟”是此次浙商回歸工程的優先政策發力點，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將對京滬兩地的浙商發揮巨大的磁鐵效應。浙商總部回遷，會在一兩年內出現一波熱潮。
與上海、北京一樣，江西、安徽等中部省份，也將成為浙商回歸工程外部效益最大的地區。江西擁有16家浙商500強企業，數量僅次于上海的19家。數量多，一方面反映了江西引進 浙商資本的高質量；另一方面，也使其存在更多投資流失的高風險。
盡管只有1家浙商500強企業，但是安徽與江西一樣，也會在這場“零和博弈”中受到一定的震蕩。如果說江西是因為浙商企業“個子大”，安徽則是因為浙商企業數量多。
目前，在皖投資的浙商企業已超過10000家，規模以上企業達4000多家。安徽在利用省外資金中，浙資一直是獨占鰲頭，占比高達50%。這樣一個比例，就會使得安徽跟江西一樣，對浙商回歸的沖擊比其他地方更為敏感。
鄉情牌的殺傷力
鄉情驅動下的浙商回歸多了一份感性色彩。“鄉情牌”是一把溫柔刀，這一刀挑在浙商回歸工程的肯綮之處。在商會會長們身上多做工作，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總部設在溫州的耀華電器集團，位于2012年浙商500強的第140位。董事長何建國在安徽合肥、廣德等地均有實業，擔任安徽省浙江商會會長的何建國，在接受《決策》雜志采訪時坦言，“有一件事，浙江做得到，其他省都做不到”。
在諸多浙商心中，這一件其他省“做不到的事情”，成為浙商回歸工程啟動以來，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2012年新春，浙江省委、省政府組織人員，分兵6路，去看望23位省外浙江商會會長的父母。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如果浙江省委、省政府把慰問品帶到樂清，然后讓當地政府通知我們去領取，那效果肯定不一樣。”何建國說。
誠然，每年各省團拜活動形式多樣，把企業家組織到一起開個茶話會是一種方式，由領導露面敬個酒是一種方式，但是浙江此番打出的這張“鄉情牌”，卻擊中了省外浙商商會會長們的“軟肋”。
毫無疑問，鄉情驅動下的浙商回歸多了一份感性色彩。“鄉情牌”是一把溫柔刀，這一刀挑在浙商回歸工程的肯綮之處。
在商會會長們身上多做工作，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為這29位省外浙商商會會長，本身就是浙商中的翹楚。
上海浙商商會會長周成建，是上海美特斯邦威的董事長，他的企業位列浙商500強的第87位；天津浙江商會會長連良桂的和泰(中國)集團投資有限公司，名列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之一；山東浙江商會會長章鵬飛、重慶的葉定坎、江西的陳志勝、廣東的鄒立勝等人，都有“登高一呼，群山四應”的實力。
今年上半年，很多浙商回歸的大手筆項目背后，都是由各地商會會長們一手籌劃。
海寧總部經濟基地項目，占地面積達2800畝，總投資不低于120億元，開發期為10年，是由吉林、湖南、福建、山東四省浙江商會牽頭發起的。
正在張羅海寧“總部經濟”項目的繆明偉，擔任吉林浙江商會會長，他說：“浙商是浙江的兒子，回鄉投資義不容辭，為家鄉多做事，帶來實實在在的效益，才算真正的衣錦還鄉。”
重鄉情、喜抱團。浙江省委、省政府正是看中浙商群體的這兩大特點，出鄉情招，打會長牌，才能讓浙商回歸工程風生水起。這是一場不以招商之名進行的招商競爭。浙江正在做的，是不出浙江就實現了在全國范圍招商的目的。
誠然，當前的招商競賽，優惠政策的吸引力正在減弱，一個地區招商引資的競爭力開始從“資源招商”到“環境招商”，從“政策招商”到“情感招商”。只有環境、情感等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會形成投資的“葡萄串效應”。
不得不說，2012浙商回歸這“一號工程”，是浙江紓解自身發展之困的一出妙招；更不得不說，其他省份會為自身的反應遲緩，付出優質發展要素大量流失的代價。
遲緩的“膝跳反應”
2012年宏觀經濟的下行壓力，掩蓋了太多本該察覺的現象。浙商在外省投資的游移不定，可能被視為整個經濟形勢不確定性使然，對于浙商回歸影響力的判斷，多地反應遲緩。
浙商回歸，端倪可察。一些省份已經明顯感覺到一絲異動。
2012年7月，《決策》記者走進毗鄰浙江的安徽廣德縣，招商局局長周煒直言不諱：“浙商回歸工程啟動之后，那邊有政策，企業如果你盯得不緊的話，他們就等一等，看一看，即使簽合同之后，也還是等一等，看一看。”
“企業都在觀望。”周煒說。
春江水暖鴨先知，廣德因其地緣特征，最早感受到浙商回歸帶來的影響。但是，更多的地方仍然對此渾然不覺。
浙商回歸，猶似一把輕錘，敲擊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關節上，這注定是一次遲緩的“膝跳反應”。因為，2012年宏觀經濟的下行壓力，掩蓋了太多本該察覺的現象。浙商在外省投資的游移不定，可能被視為整個經濟形勢不確定性使然，對于浙商回歸影響力的判斷，多地反應遲緩。
《決策》記者采訪湖北某政策研究機構，他們的判斷是對湖北招商引資的影響不會太大；安徽省的研究機構更鮮有關注到鄰省正在如火如荼推進的“一號工程”。
“我身邊的很多企業家朋友都有回鄉投資的計劃，但是具體哪些企業我不方便透露。”何建國告訴《決策》。
浙商回歸的外部效應，還未以顯性的方式被更多人察覺。一切，不是不會發生，只是時候未到。
在經濟形勢下滑的大背景下，優質資本的增量是有限的，誰能爭取到這個增量，就看浙商更愿意把“雞蛋”放在哪個籃子里。
對此，何建國有一個更為形象的比喻，在他看來，此番浙商回歸工程，浙江就是要把浙江的GNP最大限度地轉化為自己的GDP。而其他省份要做的，就是要把思鄉情切的浙商的腳步留住，采取栓心留人的政策和動作，把浙江的GNP鞏固為自己的GDP。
浙商回歸的“蝴蝶”剛剛閃動幾下翅膀，還沒有在千里之外、萬里之遙掀起龍卷風。但是“翅膀”已然扇動，更深層面的變化已在醞釀之中。
2012年之后，省際間的招商引資形勢會更加激烈。浙商回歸，其實質就是浙江在北京、天津、重慶、安徽、江西等所有浙商足跡所至之處“敲門”招商。2012年上半年，708億就是他們的招商戰果。
2012年之后，更多的民營經濟大省可能群起效仿，推出名義各異，內容相同的回歸工程。其中，江蘇、福建會首當其沖。屆時，又會展開一輪區域間對優質資源要素的爭奪。
2012年之后，隨著浙江優質資本回歸帶來的擠出效應，更多處于產業鏈低端的浙江“屌絲”企業，會為“高帥富”騰出更大發展空間，這些低端產業向外省轉移，會加劇經濟先發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梯度。總部經濟讓浙江占據“微笑曲線”兩端，毗鄰省將會承接更多產業鏈低端產能。
2012年之后，企業家政府的精神，將在中國基層更有市場。浙江政府曾以遵循市場、無為而治聞名天下，但是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不對等的競爭關系，讓浙江更多地放棄市場原則，去借鑒江蘇省的“有為政府”治理方式，政府強力推動浙商回歸，就是一個有力證明。
浙商回歸，大幕初啟；更多變化，已現端倪。
實體經濟，正在成為長三角地區滬蘇浙三省市的共同主題。
6月29日，2012陸家嘴論壇開幕，主題是“金融治理改革與實體經濟發展”。論壇開幕之際，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領導小組國際咨詢會第五次會議舉行。上海市長韓正圍繞“金融中心如何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核心議題，與國內外企業家、金融家和專家學者進行深入探討。而這僅僅是長三角中心城市上海發出的一個信號。
進入2012年以來，長三角各地陸續出臺政策，“馳援”實體經濟：
4月16日，溫州市政府轉發《關于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
4月25日，浙江省召開全省發展實體經濟電視電話會議；
5月23日，杭州市《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實體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正式出爐；
5月30日，江蘇省政府發布《關于加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力度的意見》，提出9大類26條具體措施。
而前幾年，在轉型升級的口號下，長三角各地的虛擬經濟“天天向上”，工業集群尤其是制造業，似乎失去了立足之地。但時移勢易，在國內外宏觀經濟的雙重倒逼之下，回歸實體經濟，成為共同的選擇。
“去房地產化”
“溫州不是企業長不大，而是稍微大一點，就都外流了，導致本地產業空心化。如果不解決空心化問題，溫州經濟轉型發展就沒有希望。”
7月27日，一份《浙江省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關于2012年上半年全省經濟運行情況的調研報告》中，披露了一組揪心的數據。報告顯示，被視為“中國市場經濟風向標”的溫州，有60.43%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出現減產停產。溫州市3998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今年已停產140家，產值同比下降的多達2276家，下降面達57%。
更令人擔憂的是，小微企業2011年以來面臨的困難，正向大中型企業傳導。數據顯示，前5個月，浙江工業大型、中型和小微企業利潤分別下降23.8%、18.3%和14.3%；浙江企業利潤總額下降19%，虧損面達20.8%，虧損率為13.6%，同比分別擴大5.2和6.7個百分點。企業利潤下滑的同時，5月和6月份，浙江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分別為46.4%、49.2%，處于榮枯線下方。
從溫州市到浙江全省，工業企業面臨的形勢，早已不是用“嚴峻”一詞所能形容的。而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也是10年來累計的結果。一個典型案例，或許能說明溫州的窘境。
10年前，有溫州打火機企業老板面對央視鏡頭，說了一天能賺一百萬的豪言，但遺憾的是，現在這樣的場面早已不見蹤影。統計顯示，溫州打火機企業的數量，已經由鼎盛時期的4000多家，銳減到不足100家。打火機企業遠去的身影，就是溫州人從制造業出走的一個縮影。
在過去的10年中，這些數量龐大的資金都投向什么地方，一個“炒”字耳熟能詳，溫州人在工業制造上的打拼精神，完全被炒快錢的沖動壓倒了。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研究發現，自2003年以來，由于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漲，使得擁有房產或土地的企業及個人的財富迅速增長，大量資本向房地產行業聚集。房價持續上漲的一個副作用是分流產業資本，導致企業家創新的動力下降。
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對話網民時也認為，溫州人口居浙江省第一，經濟規模第三，但是規模以上企業的總規模只排浙江第五，“說明溫州不是企業長不大，而是稍微大一點，就都外流了，導致本地產業空心化。如果不解決空心化問題，溫州經濟轉型發展就沒有希望。”
在長三角的所有城市中，溫州最典型。但如何才能從“沒希望”到“有希望”？
尹中立認為，中國經濟要想在未來有所作為，一定要“去房地產化”。但從現實情況看，到目前為止，包括滬蘇浙在內的各地方政府，還不能說真的找到感覺，都還沒有找到新的增長點來替代房地產業。“失去的實體經濟產能永遠地失去了，而新的又沒有產生。”浙江省政協委員郭勝華在一份提案中寫道。
比這更嚴重的是，7月18日，阿迪達斯宣布，會在今年晚些時候關閉位于蘇州工業園的唯一一家在華自有工廠。類似的案例已經出現多起，耐克早在2009年3月，關閉了在華唯一家于江蘇太倉的鞋類工廠，遷至越南生產。
由此可見，內外夾擊之下，長三角已經到了不得不再次換檔的臨界點。
“重復昨天的故事”
“我們必須擺脫‘投機’的短期誘惑，轉型到長線的‘投資’界面”；我們必須跳出‘微笑曲線’的底端，占據‘微笑曲線’的兩端”。
2012年1月30日，在浙江民營經濟大會上，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認為，“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兩個輪子哪一個都不能少。”
其實，早在2009年浙商大會上，與會浙商代表就已經發出共同的心聲：“我們必須從‘制造’的窄路里，轉型到‘創造’的大道上”；“我們必須擺脫‘投機’的短期誘惑，轉型到長線的‘投資’界面”；“我們必須跳出‘微笑曲線’的底端，占據‘微笑曲線’的兩端”。
眼下，浙江政府的倡導與企業家的訴求，正在產生交集。2012年2月1日，首屆世界溫商大會上，討論重塑溫商形象時，自然地把話題引向了“今后怎么做？”這時，“做好實業”成為溫商們口中最熱的詞匯。
不僅企業家有想法，浙江省政府還在11個設區市和義烏市，規劃培育14個省級產業集聚區，重點規劃面積近1000平方公里，“十二五”時期開發建設區面積為429平方公里。其中，浙江專門在毗鄰安徽、江蘇兩省的湖州市，設立“省際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
浙江搭建產業集聚區包含多層深意，浙江省長夏寶龍表示：“工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仍然是提升浙江經濟綜合實力和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所在。鼓勵浙商把總部和第三代優質項目落戶到家鄉，鼓勵浙商搭橋牽線引進世界500強、央企、先進技術和高端人才等，目的就是要為浙江轉型升級投入優質增量。抓住了這些增量，也就抓住了拉動即期增長和長遠發展的有效投資。”
但不同于浙江的是，上海的特色更側重于總部經濟，“日益增高的綜合成本下，一般制造業基地不可能放在上海，外遷是客觀規律，但制造業依舊是基礎，上海的制造業重點應放在精度高的裝備機械類上。”上海市社科院上海經濟與區域經濟研究室主任陳維分析說。
5月23日，上海金融支持實體產業經濟發展會議召開，12家銀行正式與上海簽約，連續3年為上海市高端裝備制造等十大重點實體產業滾動提供總額6600億元融資支持。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艾寶俊在此次會上指出，這么做的目的在于，確保上海重大產業項目建設資金需求，推動產業布局調整和優化升級，促進上海經濟轉型發展。事實上，上海兩個中心方案獲批后，曾有上海市官員認為建設金融和貿易中心，制造業似乎將遠離上海，但如今張江、金橋等開發區地位重新受到重視，凸顯制造業亦回歸到上海。“沒有一個發達的制造業，就不可能有發達的服務業，回歸實體經濟的重點應該提升制造業，促進制造業的分工細化。國際上高端制造業優勢在于分工，促進新興部門獨立出來發展壯大。”陳維認為，“政府有責任深化分工體系，在此基礎上自然會產生對服務業的需求，否則，僅靠政策趨動下的服務業，整體水平還是偏低，難以走出一條新路。”
當這些信息匯集在一起的時候，是不是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實際上，在10年前的制造業競爭中，各地出臺的政策與今天鼓勵回歸實體經濟的政策有許多相似性。畢竟中國經濟發展仍然處在工業化加速階段，缺乏制造業支撐的經濟增長泡沫，早晚要破。長三角重回實體經濟的集體行動，只是一種順勢而為。
爭奪企業資源
“企業在家里是一只蟲，到外面去長成一條龍，這說明什么？說明本質上他是龍，因為沒有環境，蟲長不成龍，本質上就是環境問題。”
“浙江是典型的資源小省，土地、勞動力等基本經濟稟賦處于劣勢。但另一方面，浙江是全國企業資源最豐富的省份之一。”采訪中，浙江經濟資源的“窮”與“富”，被政府官員、企業家和專家學者屢屢提起，證明浙江回歸實體經濟，同樣具備充足的底氣。
按照企業資源的三個緯度來看，一是要擁有數量巨大的企業家，浙江相比其他省份最有優勢。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600多萬浙商在全國各地投資創業，已成為全國最活躍的企業家群體。
二是要有企業發展所需要的基本經濟稟賦，尤其是勞動力中的技工團隊和土地空間。為有效增加騰挪空間，溫州創造出一個“甌飛工程”，即沿海灘涂圍墾，整體規劃面積43萬畝，來保障土地資源的要素供給。
三是具備企業發展的政策環境。如果說企業要成長為航母的話，環境就是承載航母的海洋。對此，陳德榮有句很形象地比喻：“企業稍微長大一點就需要正規的園區和廠房，但我們沒有提供這樣的環境條件，所以只好跑到外面去發展。在家里是一只蟲，到外面去長成一條龍，這說明什么？說明本質上他是龍，因為沒有環境，蟲長不成龍，本質上就是環境問題。”
“我們抓浙商回歸，很大程度上就是與人家比服務。”夏寶龍有一次反問參加省政府全體會議的與會部門領導，“最令人深思的提問是，上海、江蘇能辦的事，為什么我們浙江不好辦、辦不好？”對于浙商來說，要想讓他們做好實業，就需要投資環境持續改善。如果發展實業的環境不好，逐利的資本還是會往投機的方向去冒險。
對此，溫州知名經濟學家馬津龍認為：“重塑溫商形象，做好實業是基礎，這不僅需要政府和企業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制度的完善。企業遭遇投資難題，一定要從制度上破解。”重回實體經濟，企業家需要政策的溫暖，因此，2012年的世界溫商大會，也被看作是一次“溫商”的大會。
從本質上說，不管是浙商回歸還是長三角再實體化，都是對企業家資源的爭奪。尤其是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上，長三角地區與其他省份基本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相比于武漢、西安、成都等科教資源云集的非沿海大城市，浙江還處于一種相對劣勢中。
此時此刻，“你快回來，浙江因你而精彩。你快回來，把我的思念帶回來。”這首歌曲《你快回來》，或許更能表達浙江當下的心境。而浙商回歸背后的本意，蘊含著長三角再實體化的實質。
對話嘉賓
徐志宏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何建國 安徽省浙江商會會長
呂福新 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名譽院長
馬良華 浙江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周 煒 廣德縣招商局局長
為什么是總部經濟
在實踐上，現在浙商回歸中的總部經濟主要是與樓宇經濟聯系在一起的，有些地方，政府以比較低的成本價格，將一些樓宇轉讓或者鼓勵回歸的浙商新建樓宇，之后要求一年創造多少產值、多少利稅等。
《決策》：此次浙商回歸，為什么會將總部經濟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
徐志宏：總部經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這次浙江提出要集聚發展浙商總部經濟，引導浙商把總部留在浙江，引導浙商把總部回歸浙江，大力發展我們的總部經濟，將研發設計、營銷管理、高端制造的核心環節布局在浙江，要打造一個浙商的總部經濟基地。
為什么打造總部經濟？主要是它能帶來很大的綜合性效益，首先是稅收貢獻的效益；二是產業的乘數效應，帶動當地和周邊的產業發展；三是消費帶動效益，拉動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等，還有勞動就業，以及社會效益，也就是說能夠提高城市的區域品牌，拉動地產升溫，也使資本升值，所以我們把打造浙商的總部經濟放在投資領域的第一個環節。
《決策》：應該如何來理解此次浙江重點打造的總部經濟？
徐志宏：總部經濟不是簡單的在城市里建幾個總部，總部經濟是指區域集聚企業總部，同時輻射周邊欠發達地區的一種區域分工協作，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經濟形態，主要的特點就是總部布局在人才、信息、金融密集的城市，而將生產基地布局在土地、原材料充足的周邊及欠發達地區。所以講到總部就要講到產業，只有這樣，企業才可以依托中心城市的戰略資源，同時又可以利用欠發達地區比較低成本的常規資源，來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總部經濟不僅是建一個總部大樓，建總部大樓的同時也可以把它所關聯的產業鏈布局在浙江，布局在浙江的欠發達地區。
總部經濟形成的條件有幾個：一是該區域必須要有高素質的人力和科教資源，能夠以較低成本的資源密集性來進行創新、創造、研發。二是該區域要具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和交通信息資源，能夠便于和外部進行聯系。三是該區域具有良好的法制制度環境，具有一流的投資發展環境。四是該區域具有各種專業化服務支撐的支撐體系，包括金融、商貿、物流、培訓等等。只有有了這些條件，才能更好地吸引總部回來，更有利總部的建立和發展。
呂福新：總部經濟的提法，現在很多，比如永康的五金產業比較集中，它提出了一個永康總部的概念。但在實踐上，現在浙商回歸中的總部經濟主要是與樓宇經濟聯系在一起的，有些地方，政府以比較低的成本價格，將一些樓宇轉讓或者鼓勵回歸的浙商新建樓宇，之后要求一年創造多少產值、多少利稅等。
浙江提出打造總部經濟，最初的設想肯定是希望把企業的研發、品牌等這些環節引回來。但企業中這些環節，需要與整個產業對接起來才行。所以我個人覺得，現在浙商回歸的總部經濟其實還是處于初創階段。回歸不能是簡單的增加在浙江本身的投資量，而是要與浙江本身的產業如何對接，如何推動和促使浙江產業的提升；還有就是如何促使浙江整體的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
《決策》：浙江為浙商回歸打造總部經濟提供了哪些平臺？
徐志宏：我們鼓勵浙商，參與到我們的四大平臺中去，一是建設海洋經濟發展示范區。我們規劃了7個市、47個縣作為發展海洋經濟示范區重點投資領域，主要的量化目標是在2015年海洋生產總值要達到7000億元，2010年的時候我們是3500億元，也就是說翻一番。
二是推進舟山群島新區建設。舟山群島新區建設的戰略定位是浙江海洋發展的先導區，是長三角海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是我國的海洋綜合開發試驗區。三是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四是溫州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浙江還在打造14個產業集聚區，9個在沿海，5個在內陸山區，同時有40個現代服務業產業示范區。
此外，我們正在推進新型城市化。省里召開了一個新型城市化的工作會議，對我們城市的發展作出了一個總體布局。大家知道要打造總部經濟，城市是一個很重要的載體，浙江城鎮體系總的空間布局是三群、四區、七核五級網絡，我們要打造三大城市群：一個是杭州灣，一個是溫臺，還有是浙中。四大都市區，杭州、寧波、溫州和金華、義烏都市區，還有7個省內的中心城市和60個左右的縣域的中心城市。這些無疑為浙商回歸提供了很好的平臺。
《決策》：那在此次浙商回歸中，浙江對于總部經濟有什么政策？
徐志宏：總部激勵政策包括：浙江省將對浙商回歸設立總部的給予減免房產稅和水利建設資金，對引進省外、境外企業總部的給予三年內免征房產稅、土地使用稅和水利建設資金。當然省里也正在研究總部經濟政策，但是考慮到各個市地的情況不一樣，所以鼓勵各個市先出臺總部經濟政策，像杭州、寧波、溫州、嘉興都已經相繼出臺了，所以我們特別支持對企業是一企一策，具體的情況具體對待，同時省財政、地方財政也會給予一定獎勵。
發展總部經濟是提升區域競爭力的客觀要求，浙商已經進入到了大力發展總部經濟的階段，浙江轉型發展為浙商回歸提供了廣闊的平臺，全省支持浙商回歸創業、做大做強總部經濟。
政府的企業家精神
浙江政府的企業精神不強，因為此前浙江主要是考慮如何順應民營企業的發展，也就是大家講的“無為而治”。如今，浙江正在強化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協作，強化政府與企業的緊密對接，加強政府的企業家精神。
《決策》：應該如何看待浙江如此強調總部經濟？
呂福新：我們回頭來看浙商的外遷。最初浙江外遷的主要是貿易，后來出現了資本的外遷、制造業的外遷以及市場的外遷。最后出現了企業家的外遷，這才是對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影響最大的。
現在浙江在梳理問題的時候，在企業家外流上沒有高度關注，他們關注的還是實業和資本。對一個地方的經濟來講，它直接顯現出來的是實業和資本，但事實是，實業和資本的背后，更重要的還是企業家。企業家精神、企業家對浙江應該是更突出的，需要特別強調這一點。
《決策》：那高新技術產業呢？
呂福新：先說說浙江前幾年提出的“騰籠換鳥”吧。當初提出“騰籠換鳥”，是想用浙江有限的要素資源，推動和促使高科技產業發展，提升產業水平。這個愿望是比較好的，但在實際中受一些制約因素的限制。
第一，浙江高端要素比較缺乏，浙江高校、科研機構在全國，尤其是與江蘇比，是不多的。
第二，從技術積累的角度來說，浙江乃至全國的技術積累是有限的。技術是個系統性的東西，它并不是僅僅靠某一個環節，浙江從技術積累來講遠遠不夠。現在部分高新技術企業，其實不是真正的高新技術，它是組裝性的，并沒有掌握核心技術。
所以說，浙江產業提升是受到制約和限制的。此前，一些企業轉移出去了，并不意味著，省內的高新技術產業相應的就發展起來。同樣，現在浙商回歸，也不意味著浙江省內的高新技術產業就能發展起來。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不能僅僅從外部著手。
《決策》：應該如何來看待浙商的回歸？
馬良華：資本都是為了追逐利潤而來，浙江引浙商回歸，浙商回來總要有利可圖吧。那么利益從哪里來呢？一個是政府給政策，另一個就是浙商從自身的發展來看，他們覺得這是不錯的選擇。但是回歸最關鍵的，真正能夠吸引浙商回歸的，一定是投資環境的改善。
投資環境從市場秩序、社會穩定性以及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來說，浙江應該是不錯的。但是，這只是影響投資的一些方面，投資者考慮的是一個綜合性的環境，比如政府效率和態度、土地、稅收、勞動力成本等等。
《決策》：從這半年來看，浙江政府在引浙商回歸上，做了不少事。這是否應該算是環境因素之一？
呂福新：在浙江引浙商回歸這件事上，可以看到浙江政府的一些變化，就是向江蘇政府學習，增強政府的企業精神。
此前，浙江政府的企業精神不強，因為此前浙江主要是考慮如何順應民營企業的發展，也就是大家講的“無為而治”。如今，浙江正在強化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協作，強化政府與企業的緊密對接，加強政府的企業家精神。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得益于浙商回歸推動。省外浙商，他們在外地已經接受、認同了當地政府的行為方式，他就會把這樣的期望和要求也帶回來，從而促使浙江政府更開放、開明一些，與浙商、企業家的對話更加強一些。
《決策》：應當如何來理解“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協作”？
周煒：在實際工作中，我對此的感受就是，現在企業轉移已經不僅僅是看政策上扶持多少錢、獎勵多少錢，而是看重政府能幫助企業做什么。
從東部地區轉移過來的一家企業就對我們說，在他們當地，政府會如何幫助他們與外資對接、如何幫助他們轉化科技成果，如何幫助他們上市。這就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協作，其實就是一個區域的大環境的塑造，這些很重要。
《決策》：作為一個浙商，具體到實際，最看重大環境中的哪些因素呢？
何建國：企業是趨利性的，我選擇投資有三個要素，一是平安，二是快樂，三是賺錢。平安，人要平安企業要平安，包括政府對企業家的保護，政府對企業干預要小。企業要有一個寬容的空間。當然賺不到錢也不行。這些綜合起來就是環境。這六個字很土、很普通，但是能做到就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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